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并不认为自己会与政治发生直接关系。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，我更关心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家庭、工作、孩子以及个人前途。我也曾真诚地相信，只要足够努力、足够低调，就可以在既定秩序中为自己争取一块相对安稳的空间。但现实一次次提醒我，这种想法本身恰恰是一种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幻觉。
在一个正常社会中，不参与政治或许是一种个人选择；但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、言论被系统性压制的社会里，不谈政治本身，往往已经构成了对既有权力结构的被动认同。在中国，许多看似与政治无关的个人遭遇、规则的随意更改、权力的不可申诉、普通人尊严的被忽视，并非偶然事件，而是制度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呈现。
当表达被视为风险，当沉默被塑造成美德，当恐惧成为社会运行的润滑剂，个人命运就不再仅仅取决于勤奋与品行，而是被牢牢嵌入一个不可讨论、不可质疑的权力结构之中。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败，而是一种制度的困境。
三年的疫情，使这种困境以最直接、最残酷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。疫情并不只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，而是一场覆盖全国的、以“维稳”为核心目标的制度性试验。在这场试验中，普通民众被集体剥夺行动自由，被强制隔离、封控、监控，个人权利被压缩，尊严与生命被牺牲。
我本人也曾在疫情期间被风控、被强制隔离。在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逻辑之下，正常就医被视为风险，合理求助被视为麻烦。那段时间，我清楚地感受到，在这个体制中，普通人的身体并不真正属于自己，而是随时可以被调度、限制和处置的管理对象。
更令人无法承受的，是那些被全社会目睹却无人负责的惨剧——乌鲁木齐大火中，被封控困在家中的居民因防疫措施失去逃生机会，活活被烧死；贵州转运隔离人员的班车在深夜失事，生命在“防疫任务”的名义下被轻率消耗。这些并非偶发事故，而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：
三年的疫情，彻底撕碎了中共关于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叙事。权力在恐惧中不断扩张，却始终拒绝建立任何有效的问责机制；官员害怕失去权力，于是用更严厉的控制来证明忠诚；而普通民众，则被迫以沉默和服从换取极其脆弱、随时可能被收回的“安全”。这不是治理失误，而是一套制度在非常状态下的真实运行方式。
经历了这场疫情后，我彻底放弃了对这个制度自我修正的幻想。问题其实不是个别执行层面的粗暴，而是整个权力结构不允许被质疑、不需要承担后果。我如果继续保持沉默，是一种对不公的默认。
加入中国民主党，是在长期克制、观察与反思之后作出的选择。中国民主党所坚持的是现代政治文明中最基本的原则：权力必须受到制约，个人权利不应依赖统治者的善意，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公民。这些理念并不激进，只是在当下中国充满暴力与恐惧的制度下被系统性排斥。
加入中国民主党，这是一次明确的政治立场选择，也是一种对历史与道德的自我确认。我拒绝把异常当作常态，拒绝用恐惧为不公辩护，拒绝以暂时的安稳换取长期的屈从。哪怕只是留下一个清醒、公开、可被追溯的立场，也胜过在沉默中逐渐丧失对正义的感知。
中国民主党党员 彭小梅（图片来源：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网站）
来源：北京之春
本文转自：TNT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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